史记伍子胥列传读后感

发布于:2021-06-11 06:41:00

史记伍子胥列传读后感
李海芳 我姨父去世后,他的女儿海宝很伤心,为了寻找父亲的杀父仇人, 她爱上了阅读吏书和学*佛教,慢慢她心里少了很多恨,多了更多的 是爱,是的,人活着多好,如果我们的人生中只有仇恨就少了好多快 乐和幸福的日子了!亲爱的,我们都为已经离开我们的亲人好好活着 吧!此文是她读《史记 . 伍子胥列传》有感。 《史记·列传》中伍子胥给俺的印象很深刻,他身负家仇,历经 磨难,最终于 16 年后率吴军攻入楚国,踏*郢城,赶走楚王,终报家 仇。 和司马迁一样,俺也很欣赏伍子胥独到的见解,兴国的能力,敬 佩其正直的品行,刚毅的人格,更感叹他能忍辱负重,持之以恒的毅 力! 伍子胥父亲为费无忌所陷害,楚*王为斩草除根,想以其父名义 诱捕伍子胥兄弟俩,其兄性格仁厚,明知此去赴死,但为成孝道,安 然入狱,伍子胥则认为象兄长一样徒死无益,于是只身出逃。俺能想 象出年轻的伍子胥手拉弓箭,愤怒地朝向使者,就在使者惊慌后退的 瞬间,这位身手敏捷的帅哥跳出了窗外,从众人的眼前消失了。 伍子胥投奔了避难于郑的太子健,在郑三年,太子健和伍子胥做 错了一生中极其重要的一件事:欲行谋反!郑出于同情收留了被父亲 楚*王行将杀害的太子健,并善待太子,而太子健却听从宋国的唆使, 准备里应外合,夺权郑定公,取而代之!在这件事上,俺认为伍子胥 应该是知情并持赞成态度的,否则东墙事发后太子健被杀,而他和太 子健的儿子胜,又怎能有时机出逃呢?由此可见伍子胥已做好两手准 备!年轻的太子和伍子胥只因报仇心切,抛弃了做人的基本准则,恩

将仇报,结果是太子健失去了自己的性命,终结了原本可以续写精彩 人生的机会,伍子胥和胜不得不再次颠沛流离,四处逃难!更重要的 是,他们的所为已经直接影响到下一代——胜,这种刻骨的仇恨开始 深植于胜的骨髓,以至若干年后,胜选择了悲剧式的结局来结束自己 的一生!
为躲避楚*王的追杀,伍子胥带着太子健的儿子胜一路步行,逃 至昭关,因关口已张贴俩人的画像,盘查很严不得出关。形势严峻, 前有关卡后有追兵,这位锦衣玉食,出车入马惯了的太傅府公子,一 夜之间竟愁白了头!每次读到这段,俺都会不自觉地停下来,深深叹 息。要有多少的忧愁才能使头全白啊!伍子胥所忧虑的并非一己性命 的丢失,而是家仇不能报,太子不得归,大业未能立!这其中一条就 足以令人白发啊!
多亏在东皋公的帮助下,伍子胥才得以混出了关,但还未到吴都 便病倒了,可见其心事之重,忧虑之深!俩人此时已是身无分文,只 好一路乞讨,受尽苦难,最终到达吴国都城。当事时,*常士人如遇 此境地,早以自刎,而太傅府的堂堂少公子居然忍辱行乞,可见仇恨 在他的心中埋藏有多深!
这次惊心动魄的经历,为伍子胥若干年后威震群雄,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!
在公子光的引荐下,伍子胥游说了吴王僚,这是一次不成功的游 说——因为有公子光的反对。当伍子胥发现公子光有越位的心思后, 他推荐了刺客专诸。经历了上次的惨痛教训后,伍子胥看来开始变得 成熟了,他退出前线,带着胜隐居乡下耕田去了。
伍子胥也学会了等待。五年后,公子光成功刺杀僚,自立为王, 即吴王盍闾。此后,伍子胥终于被封为大夫,与伯噽进行一系列改革,

加上孙武的治兵,国力日益强盛,吞钟离国,灭徐划越,威震诸侯。 周敬王十四年,伍子胥大军划楚,一直打到郢都,掘楚*王墓,鞭尸 三百,以泄父仇。
读到这里,俺不禁为之一震!仇恨这个东西真的是可以让人疯狂 啊!俺曾经也有这种类似的想法,但始终无法逾越道德的准绳。后来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对佛学的领悟,仇恨也慢慢*息。伍子胥的行为俺 能理解,自家中惨遭屠戮,经历迫害与追杀后,一种紧迫感缠绕着他 大半生,他致辞故友申包胥:吾日暮而途远,故倒行而逆施!俺认为 申包胥不能算伍子胥的好友,因为在伍子胥被追杀的过程中,申包胥 没有做出好友应做的任何措施。如,他明明清楚伍家是被费无忌所陷 害,却不向楚*王进言,澄清真相,——因为他清楚事情已到此地步, 再上书只能连累自己——怕死的象征;他也没有为伍子胥做出对目前 和将来的应对措施,可见他压根就没把友情放在重要的位置,——淡 漠的象征;更没有收留藏匿,甚至与伍子胥一起出逃,——因为他不 想断送自己安逸的生活,——贪恋富贵的象征! 上有昏君,下有谗臣, 危难时刻连好友都如此冷漠,伍子胥处于这种孤立无援的境地,所做 的选择只能是狠下心来颠覆自己的国家!
伍子胥为了这个目的付出了许多的努力,眼看他很快就要达到目 的,但由于申包胥这个"好友" "必助楚国"的誓言,秦王被他七天七夜 的痛哭所打动,终发兵救楚,申包胥成功了!这位能连续哭七天七夜 不停歇的酷哥,如活在当下二十一世纪,那创新吉尼斯纪录的应该非 其莫属了!凭他优异的才能,开拓、发展,并扩大几个哭丧公司应该 是信手拈来啊!人以类聚,物以群分,申包胥确实和伍子胥有得一拼!
可惜的是,吴王夫差即位后,伍子胥遭太宰噽谗言陷害,夫差令 其自刭而亡。临行前,伍子胥仰天长叹:必树吾墓上以梓,令可以为

器;抉吾眼悬东门之上,以观越寇之灭吴也!这位视死如归的男儿, 这位何其刚烈的勇士!被大怒的吴王将尸体装入皮袋,漂浮在江中。 吴国人怜悯伍子胥,替他在江边设立了祠堂,名胥山。
伍子胥的一生很难讲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生,坎坷或是辉煌, 成功或是悲惨?不过,最为重要的一点是: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,也 成就了威霸吴国的功业!如果让他从新选择,他或许还会选择同样的 人生吧!
伟大源于悲悯 ——从《伍子胥列传》看《史记》 邹金灿 小说笔法 按照《史记·伍子胥列传》(以下简称《伍子胥列传》)的叙述, 楚国骤变来临之时,太子建先避难到宋国,而伍子胥在父兄被楚*王 擒获之后,逃亡的路线是先往宋国,适逢宋国内乱,就与太子建一起" 俱奔于郑",之后奔晋。然后太子建在晋顷公的怂恿下又回到郑国,准 备作为晋顷公的内应灭掉郑国。阴谋败露之后,太子建被杀,伍子胥 携太子建之子仓皇逃往吴国,途中还经过楚国的昭关,险遭楚人捕获, 最后在江上渔父的帮助下才得以脱险。 随后的历史,大家都知道了,伍子胥率领吴国的军队攻入楚国首 都郢,将楚*王开棺鞭尸,以报父兄被杀这一不共戴天之仇。 可是《左传》关于伍子胥逃亡过程的记录却与《史记》不一样: 伍子胥在父兄受擒之后,径直便往吴国去了,并没有和太子建一起, 也没有经历了这么多曲折才到达吴。关于伍子胥的逃亡经历,与《史 记》叙述相仿的是《吕氏春秋》、《战国策》以及《吴越春秋》等书, 可是就史实的可信度而言,这些典籍要比《左传》低。

况且,根据《伍子胥列传》所写,伍子胥在逃亡的最后一程里, 竟然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通过昭关、穿楚抵吴,而不是选择从其他国 家抵达吴国,也有点不合常理,毕竟昭关地处"吴头楚尾",是楚人重兵 把守之地。而据《史记·十二诸侯年表》显示,伍子胥出奔吴国,事 发在昭公二十年,而太子建的被杀,则发生在昭公二十三年。可是在 列传里,事情的发生顺序是先有太子建被杀,然后才有伍子胥到吴。 这意味着在同一本书里,传和表自相矛盾了,也颇令人迷惑。综上两 点,《伍子胥列传》关于伍子胥曲折的逃亡经历这一叙述,在可信度上 要打个折扣。
不可思议的是,费无忌和楚*王的对话,以及伯嚭和吴王夫差的 对话,在这个传里都写得很详细,尤其是伯嚭在吴王面前中伤伍子胥 的那段话("子胥为人刚暴,少恩……愿王早图之"),更是不加停歇地 挥笔就一大段。这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,因为如此机密的事情,司马 迁最多也只能知道个大概,不可能像笔下所写的那样掌握得如此精确。 这是史书里面典型的小说笔法,钱钟书先生就以"非记言也,乃代言也 "评价《左传》"公言私语,盖无不有"这一做法,对于《史记》此举, 钱氏此语同样适用。
在《史记》中,类似这样的纰漏为数不少,前人已有很多关于这 方面的研究著作,如梁玉绳的《史记志疑》、郭嵩焘的《史记札记》等, 都是出类拔萃之作。但即便如此,也丝毫不能降低《史记》的价值, 这是因为,《史记》灌注了司马迁刚强不屈的精神以及高瞻远瞩的历史 眼光。
无感情,不学问 细考历史,不难发现,用小说笔法写史的做法是有其缘由的。中 国人注重文献的积累及传承,但在汉代,统治者似乎还没有意识到编

修国史的重要性,因此并未设立专职的史官,也没有"修史"这一概念。 在当时,太史令这个官职的功能,与后代的史官不完全一样,"固主上 所戏弄,倡优蓄之"(《报任少卿书》),地位不高。而《汉书·百官公 卿表》载:"奉常,秦官,掌宗庙礼仪,有丞。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。 属官有太乐、太祝、太宰、太史、太卜、太医六令丞。"又《后汉书·百 官志》载:"太史令一人,六百石。本注曰:掌天时、星历。凡岁将终, 奏新年历。凡国祭祀、丧、娶之事,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。凡国有瑞 应、灾异,掌记之。"据此可知,在汉代,太史令只不过是个六百石的 小官,主要职责是主管天文历法和祭祀,掌管资料,记载朝廷大事, 官方并未赋予其修撰史书的责任。
在东汉,班固因在家私修《汉书》而下狱,随后才是"奉诏修史". 汉明帝时有大臣进谏,要求设立专职的史官修史,但被明帝拒绝,可 知修史之事在东汉时仍未引起朝廷重视。一直到了魏晋时期,朝廷设 置著作郎一职,才算是有了正式修史的专职官员。
关于《史记》一书,司马迁在《报任少卿书》说得很清楚:"藏之 名山,传之其人。"又《太史公自序》谓:"整齐百家杂语,藏之名山, 副在京师,俟后圣君子。"从这两处自述可知,《史记》在当时并非官 书,否则就用不着"藏之名山"了。
正因为这样,司马迁的创作态度才更自由,感情才更为奔放。他 是带着充沛的感情去写史的——《史记》的伟大,有这一方面的原因。 其实,这也给了后人一个启示:"无感情、不学问。"做学问跟写诗一 样,都需要充沛的感情,才能做好。
以事类入传,是《史记》的一个做法。《伍子胥列传》是复仇事迹 的汇集,里面的每一个人物都灌注了司马迁的感情。他将各种各样的" 仇"组合到这个传里去——伍子胥报家仇,夫差报父仇,伯嚭报祖仇,

申包胥报君仇,勾践报己仇,白公报父仇。其中"白公报父仇"事发在 伍子胥死后,与伍子胥没有多大关系,但仍被司马迁列入此传。
如此多报仇之事合在一起,"复仇"之意贯穿全篇,意在昭示"报仇 "是基于人性的合理行为。古人极重人伦,认为那些破坏人伦的人,一 定要受到惩罚。我们可以看到,《春秋》赞同复仇,《礼记》明言"杀父 之仇不共戴天",《大戴礼记》认为"朋友之仇,不与聚乡;族人之仇, 不与聚邻".今人读史,不能轻率地用今天的法治思想去苛责古人。
司马迁对伍子胥的褒扬,在写伍子胥的两处说话上,很容易就使 人察觉到。一处是他与哥哥伍尚说的那一番话:"楚之召我兄弟,非欲 以生我父也,恐有脱者后生患,故以父为质,诈召二子。二子到,则 父子俱死……不如奔他国,借力以雪父之耻。俱灭,无为也。"另一处 是伍子胥将楚*王鞭尸三百之后,回应申包胥的诘难:"吾日暮途远, 吾故倒行而逆施之。"两段叙述,都有"代言"之疑,但让人对伍子胥自 然而生"了解之同情":前者刻画伍子胥的明智及坚忍,后者赞许伍子胥 的坦荡。
忍辱负重、坚贞不屈,何尝不是司马迁的品格? 悲悯情怀 "代言"这一做法,也有其历史原因。唐代设立国史馆,皇家修史 制度在法理上确立,修史的人必须遵从朝廷的意志,并且按照严格的 程式进行。具体的做法表现为对文本的依赖增加,而对口述材料的引 用减少,大段描写人物对话的情景也开始变得稀少。然而,人物对话 的情况,在"前四史"当中是很常见的。这是因为司马迁等人在修史的 过程中,占有资料的难度要大于后世,尤其是在西汉,其时普遍的文 字载体还是竹简,真正廉价实用的纸张尚未问世,雕版印刷术更未产 生。因此,即使有文献存在,也难以搜集、保存。

在资料匮乏的前提下,史书中出现涉及秘密的人物对话,也可说 是迫不得已的事情。假如没有了这些对话,那么《史记》就会是第二 部《春秋》:晦涩简约。学问的发展,其形式一定会有所变化。《春秋》 固然卓越,但司马迁不可能再用《春秋》笔法去修史,因为天下遭逢 连年兵燹之后,古道变得幽微起来。而以周公、孔子自任的司马迁需 要阐发古人的思想、畅论自己的见解。在这个时候,《春秋》那种不温 不火、内敛无华的笔法,就显得无法完成这一使命。因此,《史记》掺 入小说笔法、行文夹杂时语,就成了一种权变。
只有懂得经权互济之人,才能超越他的时代。孔子如是,司马迁 也如是。
《史记》有小说笔法,但绝对不能把《史记》视为小说来看待。 司马迁的创作态度是非常严肃的,他之所以会掺入小说家的笔法,跟 他本人的志向有关:"鄙没后世而文采不表于后。"他不仅是要"成一家 之言",也要"文史合一",很多学者喜欢把此句中的"文采"理解为"文章 ",然而正所谓"言之不文,行之不远",如果行文不具文学性,文章又如 何传诸后世?
雄奇的文字横绝百代,这就是司马迁的业绩。客观来讲,"二十四 史"愈往后便愈追求严谨,但后期的史书,在价值上无法与《史记》、 《汉书》相提并论,这与其文采的匮乏息息相关。
对于《伍子胥列传》,若用一言以蔽之,可说成是:"弃小义,雪 大耻。"此语见于太史公在篇末对伍子胥的评语。可以这样说,整篇《伍 子胥列传》都是在为这句话作注脚。而通过这个注脚,很容易发现作 者在描写屈原、项羽、韩信、贾谊等优秀人物时,都体现了一种悲悯 的情怀。不止如此,即使是小人物或者被定论了的负面角色,只要其 人有一丝高贵之处,司马迁也会寄予同情,甚至不惜笔墨为之揄扬。

书以人传,《史记》正因为司马迁的这种悲悯情怀而伟大,它闪耀 着作者对高尚人格的追求之光,成为中国人的一个精神符号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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